凌星光的Blog

一 处于历史转换期的中日关系
　　从古代到中世纪,中国一直占据着东亚中心的地位。日本从中国汲取了各种养分,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日中之间基本维持着友好的关系。然而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变本加厉,对立•敌对关系持续了约50年。日本自身加入了列强的行列,中国陷入半殖民地状态,尽管拥有10倍于日本的人口和领土,却饱尝被日本蹂躏的屈辱滋味。
　　1945年,日本接受了盟军一方提出的无条件投降要求,中国成为战胜国之一。然而中国国内
接着却爆发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内战,国内经济建设停滞不前,中国的外交策略也未能充分施展。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是在冷战构造下,中日之间依然保持着敌对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持续了23年,直到1972年两国邦交正常化。在此期间,日本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实现了经济复兴和高速增长。相比之下,中国一直推行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此尝到经济受挫的苦头。尤其是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破坏。结果,发达国家日本与发展中国家中国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愈拉愈大。
　　19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改善,1972年,中日邦交实现了正常化。由于这一变化,经济上的协作关系取得一定进展,然而由于中国国内体制与基本路线依旧,没能实现应有的发展。不过,随着中国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政府之间交流的加强,逐步培养了更为客观地看待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与实际情况的眼力。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必须打破传统的社会主义概念,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意识逐步酝酿成形。
　　1976年,权威政治领袖毛泽东去世,在邓小平领导下开始扭转路线方针,从以政治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首先实施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并由此逐步拓展到政治社会整体。1979年开始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受到西方国家的欢迎,其中邻国日本的欢迎姿态尤为强烈。因为,日本不仅可以凭借发挥其在经济技术上的优越地位扩大对中国的影响,促进中日关系的发展,而且还能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19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日本不仅向中国提供了巨额ODA(优惠政府贷款),而且根据战后日本自身的经济发展经验,对于如何推动经济向市场化方向转变,从知识方面给予了协助。因此1980年代出现了中日关系的黄金时代。

　　至1990年中叶,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后遗症开始表面化,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疾速向全球化方向迈进,对于日本创建的东亚模式的评价日渐低落。日本国内也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不再力争提升东亚模式的水准,而是加快了美国化进程。这一趋势对中国也影响巨大。在新自由主义横行的情况下,对东亚模式的评价日渐低落。而且,在日本经济停滞不前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尽管隐含着发展不不均衡的矛盾,却获得长足发展。中日之间力量对比关系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国际环境的变化也微妙地影响到中日关系。

　　日本人在相当久的时期里一直抱有自己是亚洲盟主、唯一的发达国家这样一种优越感。例证就是日本在战前曾企图以大东亚共荣圈盟主的身分称霸亚洲,战后虽然曾经有一个对战败进行反省的时期,但是进入1970年代后, 由于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位经济大国,重又沉浸在一种优越感之中。虽然不再象战前军国主义时代那样露骨地宣扬大和民族如何优秀,理应做亚洲的支配者,但其实在心理状态上一直处于日本胜于其他国家、日本民族比其他民族优秀这样的心理状态之中。然而近10年当中,邻国中国开始崛起,愈来愈受到世界瞩目,日本的优越感顿时遭受到严峻挑战,已经到心理上感到压抑的地步。
　　
　　日本的右翼学者或政治家利用国民当中蔓延的莫名忧虑,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日本舆论整体上发生右倾化。应该如何对待正在崛起的、牢记日本侵略历史的中国呢? 部分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也应该给予适当评价,在两国间建立起良好关系;而另一部分人则揪住中国经济社会存在的问题不放,预言中国共产党即将崩溃,企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在这两派之间还存在着众多人,感到迷惘而无可适从。日本社会的右倾化现象是指,这个中间层受后者的影响居多,逐渐变得情绪化。经过心理上的调节时期,逐步做到心平气和地接受中国的崛起这一事实,还需要一定时间。
　　另外,中国的民众则对近代受到列强侵犯,沦为半殖民地的历史感到屈辱。尤其对于日本的侵略怀有铭心刻骨的冤恨。总之国民心理上仍然遗留着强烈的受害者意识。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在施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30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年增长率近10%的经济飞跃,在国际上的存在感与日俱增。要做一个有责任感和国际观念的国家,应该尽早摆脱受害者意识,以更为冷静、客观的眼光看待事物。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也处于一个心理调节时期。
　　中国的领导阶层及有识之士在洞察国际局势变化,努力提高中国国际地位上摆正认识并不难,已经在对外政策上逐步进行调整, 然而普通百姓则难以从受害者意识当中自拔。在目前中国人均GDP还位居世界100位以下的情况下,要求其自我觉醒,做具有责任感和国际观念的国家是根本不现实的。领导阶层与一般民众之间意识的背离在今后一定时期内依然难免存在。因此,中国存在着部分知识阶层利用日本的右翼政治家及学者的言论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社会根基。随着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这一社会根基将逐步瓦解,二者的背离现象将自然消亡。
进入本世纪以后,中日关系一直磕磕绊绊的背景原因就是中日两国都各自处于心理上的调节时期,因而想急进地改善两国关系是不现实的。

二 横亘于中日之间的主要问题
　
中日之间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其中主要的是以下五个问题。笔者将就每个问题的解决方法谈一下自己的见解。
　
1 历史认识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的问题一直拖延到本世纪, 这个问题对于中日两国的政治家，尤其对于日本的政治家来说责任重大。象德国政府清算纳粹犯罪行为后赢得法国及周围国家信赖那样,日本政府也应该跟军国主义划清界线,以争取周围国家的信赖。可是,直到事隔60多年的今天, 让日本立即象德国那样作一次彻底的总结都是勉为其难。鉴于日本的情况跟德国不尽相同,看来只有花时间逐步取得一致见解。有人认为，各个国家都有其独自的历史观,达成对历史的一致性见解根本不可能。这类论调是立足于国家主义的观点,在21世纪没有市场。应该向已经付诸实现的欧洲学习,朝着编撰亚洲统一历史教科书的方向努力。

中日两国政治家不应该把历史认识问题当做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工具。日本政治家需要对参拜靖国神社等伤害邻国国民感情的行为进行严格的自我约束;而中国也要避免对历史认识问题过于渲染，防止现实当中的两国关系倒退。尤其重要的是,绝不能上日本右翼政治家挑衅的当。由中日两国学者组成的历史问题商议进程已经开启,达到一致见解可能还需要5年、10年、20年、30年或更长的时间。不过,只要商议还在继续, 就能够避免将历史认识问题转化成政治问题。这样, 就可以形成增进历史认识问题上的相互理解与增进现实问题上的相互理解彼此促进的局面。
　
2 钓鱼岛问题

　　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及东海油气田问题是事关国家主权的领土问题。而且,由于牵涉到丰富的海底资源问题,直接涉及到两国的利害关系。因而,这个问题容易演变为国家之间和国民之间的问题。现在,对于矛盾日益尖锐的东海油气田问题,中国方面坚持的大陆架延长线与日本方面坚持的中央线论点针锋相对,原本水平的一望无际的海洋,硬是用大陆架延长线外侧(日本海域)、中央线内侧(中国海域)、两条线重叠部分(有争议的海域)的三道线划分开来。中国虽然不承认以钓鱼岛为基准的中央线的说法,不过为了避免纷争,只在中国海域一侧进行着开发。没想到,日本却将有争议的海域看作是日本所有的海域,由于中国开发的油气田靠近中央线,对有争议海域的天然气被从中国一侧的海域抽走提出抗议。双方在“搁置争议”,以共同开发作为最理想解决方案这点上意见是一致的,然而由于涉及到主权问题,围绕共同开发的方法问题发生意见分歧。
在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由邓小平提出在钓鱼岛问题上“搁置争议”的建议,于是此问题的彻底解决就留给了后世。这个“搁置争议”的建议可以有两种解释,一个是“将有争议的海域搁置起来”,还有一个就是“将主权问题搁置起来”。笔者选择后者, 并主张应该予以彻底解决。即:两国对于大陆架延长线和中央线这两个论点都予以否定,只是从形成东亚共同体的观点出发,推进对海域整体的共同开发。对诞生于欧洲,而后强加于世界的近代国际政治上视主权为绝对的准则应予以彻底的推翻。也就是说,摆脱19世纪、20世纪的国际政治模式桎梏，率先树立21世纪国际政治新模式,在世界上起典范作用。目前为争夺北极资源而引发的领土主权争议实在是龌龊的,由中日两国携手创立的典范将具有现实意义。

3．安全保障问题

　　《日美安保条约》是针对共产主义阵营, 即苏联、中国、朝鲜的。在中苏对立激化，中美、中日关系改善的1970、80年代,主要是针对苏联,中日之间的安全保障问题逐渐淡化。然而进入1990年代以后,苏联解体,冷战构造宣告结束。正当世界各国开始期待建立一个崭新的和平框架之时,美国却为巩固自己一极独大的霸主地位,力图进一步加强同各地的军事同盟。日美军事同盟不仅未进行改组,而且采取了进一步强化的措施。日本为了牵制正在崛起的中国,积极地响应了美国的这一举措。由于经过加强的《日美安保条约》逐渐将矛头指向中国,中日之间的安全保障问题再次浮出水面。
　 到了布什政权时期,美国开始采取单边主义行动,并且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中国当局受到强烈冲击,不得不重视进一步加强后的日美军事同盟的存在,在加强本国军事力量的同时,通过建立上海合作组织等机构,加强了与反对美国单边主义的国际势力进行合作的力度。这几年,美国动用武力的政策在攻打伊拉克问题上陷入泥沼,单边主义行动的失败越来越显著,美国已经被迫调整政策,向国际协调方向靠拢。日本追随美国的政策也正要被调整,小泽一郎民主党代表反对延长反恐特别措施法就是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例子。现在正是个机会, 应该为实现中美日三者战略对话,加深三国间的相互信赖,彻底消除中日之间军事上的彼此猜疑而努力。

4 台湾独立问题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是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国民绝对不能让步的立场。然而将台湾看作日本海上交通要道的生命线,认为必须坚决制止中国大陆统一台湾的势力在日本根深蒂固。在国民党掌权时期,日本曾经支援蒋介石政权以阻止统一。到了民进党执政时期,又明里暗里支援台湾独立。因此,中国对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所持的暧昧态度极为敏感。认为，美国对台政策明显支持维持现状,而日本则态度不明朗,有些阴险。
　
　　台湾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中国共产党实质上的独裁体制的弊端相互影响,使得台湾的一般民众普遍持有盼望独立的愿望。在这样的情势下,该如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呢? 胡锦涛政权上台后,不再强调统一,而是将阻止台湾独立摆在突出位置。这表明政策向“暂时维持现状”进行了调整。因此,中美的台湾政策彼此更加接近,为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制造了外部环境。但是,出于台湾内部政治斗争需要,民进党政权并没有放弃“入联公投”等推行台湾独立的政策。对此,日本将表示什么样的态度,值得人关注。暧昧的态度将是不能被容忍的,必须从大局出发,更为明确地表明不支持台湾独立的政策。

5日本加入常任理事国的问题

　　从2004年到2005年,日本为实现加入常任理事国的目标,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但是, 当时日本以为中国虽然在本质上是反对的, 然而只要国际趋势形成定局,不大可能行使否决权,因而忽略了事前打通中国这个环节。并且,当时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使中日关系磕磕绊绊不断也起到不良影响。中国当局起初以为日本加入常任理事国相当困难,中国根本犯不着去认真反对。没想到日本为争取多数国家的认可而四处奔走,成果日渐明显。鉴于中国国民舆论的反日情绪,中国当局也正式面向亚洲、非洲各国展开游说攻势。结果,日本加入常任理事国一事，又由于美国实质上的反对而受挫。这件事情也成为部分日本国民对中国感情恶化的原因之一。
　
　　对于日本加入常任理事国的问题,笔者列举以下三个理由,主张中国不应该持反对态度。一个理由是,回顾战后60年的历史,日本一直走和平立国的道路,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巨额ODA(政府贷款)援助做出了国际贡献。第二个理由是,一贯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资金和知识上提供了支援。第三个理由是,自从在ASEAN10+3非正式首脑会议上制订了形成东亚共同体的目标,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日本若能与中国一道成为常任理事国,将有利于亚洲整体的发展。但是,目前日本还未能得到中国及韩国的信赖,因此,克服以下三点是必须的前提。即历史认识问题、台湾问题及《日美安全条约》。随着中日间战略互惠关系逐步加深，这三个问题将逐步得到化解,届时中国将会发自内心地支持日本加入常任理事国吧。

三 面向中日关系的光明未来

在小泉政权时代恶化的中日关系在去年10月安倍晋三首相访中之后开始好转,中日双方保持理性态度已经成为主流,今后这一趋势发生倒退的可能性极小,今后恐怕不会再次发生两国关系极度恶化的场面。然而,中日关系并非十分稳固,需要在下述五个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点,将战略互惠关系的涵义落实,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

　　中国很早就打算在中日之间建立战略性友好关系。但是,日本一直拒绝使用它与象美国这样的同盟国之间才使用的“战略性”一词。安倍首相在中日联合新闻公报中倡导建立“战略性互惠关系”是划时代的事情。但是,对于这一概念的理解目前还没有达成一致,要落到实处将会遇到种种困难。中国将“战略性”理解成中日两国间“和平友好的战略性互惠关系”,安倍首相则只把中日关系定位于战术上,理解成“以日本为中心的战略性互惠关系”。因此,安倍并不认为他展开价值观外交,非常露骨地对中国进行牵制的言行,与他倡言的“战略性互惠关系”存在矛盾。 　
日本政局正处于动荡时期,无论今后将诞生什么样的政权,中日之间都应该对战略性互惠关系的实质内容进行深入的磋商,确立包括军事外交在内的战略性互惠关系。这意味着继承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根据新的形势不断促进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不能避开“友好”一词,变成没有连续性的“战略性互惠关系”。

　　第二点,通过发展经济文化交流关系,促进军事政治关系的加强。

　　目前,中日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早已成为割也割不断的关系, 经济上的战略互惠关系是有目共睹的。应该在此基础上,引导出更为宏大的项目合作事业,将战略性经济协作关系稳固到牢不可破。比如，可以考虑建立遍布欧亚大陆的铁道网,以及在节能和环保问题上制订长期的合作计划。
学术文化方面的交流已经相当深入,但是,在西洋文明占上风的情况下,在弘扬东方独特的文明方面彼此进行协作就非常有局限性。西洋基督教文明及近代科学技术文明现在正面对着新的困难。东洋文明的特征:“和谐与中庸”、“承认多元化的价值观”这些观念，正日益受到世界的瞩目。在接受中国文明影响的同时创造了独自文化的日本与中国进行合作的领域将会越来越广。
已经“脱亚入欧”的日本正在迎来面向“欧亚结合”,实现新发展的时代。
通过加强经济和文化方面中日两国之间的交流,会增进国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信赖。而这些必然将促进两国在政治、外交、军事方面的相互信赖。

　　第三点，加强在军事、安全保障问题上的交流，朝构建东亚安全保障体制的方向努力。

　　树立建立东亚共同体的目标不仅意味着建立经济共同体,还包括构筑安全保障体制。让各国解除现存的两国间军事同盟是不现实的,因为各国之间的信赖关系还没有充分形成。在建立多国间安全保障体制过程当中,最理想的是逐步将以假想敌对国为前提缔结的两国间同盟逐步边缘化,进而达到最终自然消亡的目的。
　　围绕朝鲜半岛和平问题进行的六国会谈正在步入轨道。所有与会国都支持将这一安全保障框架体制化。今年2月, “东北亚和平•安全机制”工作会议启动,由俄国担任东道主。一旦这一机制形成,必将对东盟区域论坛施加影响,成为通向构筑东亚安全保障体制的桥梁。
伊拉克问题近5年的变迁,已经清楚地表明即使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军事大国美国,也做不到独自承担全球性安全保障的职能。各个地域的安全保障问题应该在国联领导下交给各个地域负责,美国则可以站在更高的位置发挥调停作用。中国和日本都应该接受这样的格局,建立起持久性的东亚安全保障体制。

　　第四点，努力建立新东亚模式，缩小南北差距。

　　日本战后在一国范围内建立了东亚模式,即政府职能与市场原理有机结合的模式。依靠这一模式,不仅实现了经济上的高速成长,而且避免了市场原理所伴随的两级分化。这一经验在 NIES (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得到应用，中国和越南也基本上采用这个模式,因而东亚国家才实现了均衡协调的高速经济增长。
　　但是,进入1990年后半期以后,如前面所述,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大肆横行,日本和中国都受到其影响。东亚模式于是无人问津了。日本也不再继续努力完善日本模式,使一国范围内的东亚模式推广到国际范围,反而走上了美国化道路。中国也不例外。现在,日本和中国都在对这一转变进行反省。两国应该并肩合作,构筑与经济全球化趋势相适应的东亚模式,这种模式应该被称作以国际协调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在这一模式下,东亚的南北差距将得到缩小,势必得到世界性的好评。然后,东亚模式将成为全球性模式,亚洲标准将成为全球性标准。

　　第五点，在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将逐步趋同这个观点上应该保持一致见解。

　　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一直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日本则是资本主义国家,很多意见认为中日两国之间体制上的巨大差异是一个障碍。不过看一看两国的实际情况,日本社会其实揉杂着很多社会主义的因素,它在实质上更接近于社会民主主义。而另一方面,中国则在专制的社会主义基础上植入了市场原理,正在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化。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虽然难以区分,笔者的定义是:资本主义国家吸收社会主义因素的过程叫做社会民主主义,专制的社会主义以和平方式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叫做民主社会主义。即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在实质上没有区别,只是在过程上不同。未来将逐步走向一致。
　　也许有人认为提到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个话题未免太陈腐,但是由于这两个词汇是世界上广为通用的,笔者认为它们的使用价值绝对没有贬值。就中日两国而言,只要能够在上述问题上取得共识,中日两国之间的信赖关系将得到大幅度增进。中日关系必将获得飞跃性发展。

小结

中日关系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改善,必须用长远的眼光,对于尚未解决的棘手问题应该冷静而理智地应对。中日双方的有识之士必须扼制本国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任何时候都要顾及到对方的国民情感。同时,应该从整个东亚,进而从整个世界的角度看待中日关系,以促进战略性互惠关系。在21世纪,实现东亚乃至世界范围的“缩小南北差距”•“和平与繁荣”这一共同目标, 将使中日两国结成紧密的合作关系。短期内也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前途是极为光明的。
2007年9月9日　　　 （凌霞翻译）